研究报告    第69期(总第5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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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第69期(总第587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06年8月3日



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机制的研究


贾  康  孙  洁



内容提要

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我国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另一方面是供给由政府包办而利用非政府力量不足。一种传统的观念是政府安排或提供的公共产品总是由政府自己来生产,认为政府放弃了生产者的功能,就自然失去了提供者的职能。其实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不一定要充当生产者的角色,而可以运用政府采购手段完成其职责。在制度安排、机制设计层面,正确区分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将有利于我们对于不同的公共产品合理选择不同的提供方式,从而充分运用市场环境与机制的潜力,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益和引致民间资金介入,缓解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不足。


长期以来,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上存在不足。近几年国家已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出台了“两减免、三补贴”、“综合直补”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并停征农业税,已使农民负担减轻,收入提高。但是,由于长期“二元经济”格局下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低起点和城乡不同的公共政策,公共产品与服务在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仍然十分鲜明。可以说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也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政府每年都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到农村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当中,但与减少城乡差距的愿望相比,财政投入仍显不足,诚然,这是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短缺的一个方面的原因,但还有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政府包揽型的“单打一”供给机制的问题。本文着重从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机制上来分析供给不足的原因并提出相关的改进建议。

一、区分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生产者和提供者(安排者)

在研究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机制之前,首先需要讨论一下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生产者和提供者(或安排者)三者的概念。

消费者: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是指接受公共产品和服务并完成公共产品与服务消费过程的人或机构组织。所谓机构组织,也是由人组成,所以终极意义上的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是指农村区域的居民。

生产者: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是以直接生产产品,或者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形态存在的。生产者可以同时是提供者(安排者、埋单者),比如政府直接投资举办企业生产公共产品的情形;也可以不是提供者,而仅作为生产者,比如政府采购非国有企业产品或服务时后者所处的情形——私人企业如果与政府签订合同,承担公共园林树木修剪和草坪维护的任务,这时私人企业即是这种公共产品服务的生产者。

提供者(安排者):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也可称为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安排者,是指派生产者给消费者的主体,也是在财务关系上作出相应支付的主体(埋单者)。政府承担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之责,是由政府合理职能定位所决定的,即弥补“市场失灵”的必然要求。政府必须安排这一领域的资源配置事宜,并以公共资金作出支付(标准形式为预算支出)。但提供者与生产者身份既可以合一,也可以分离。在不少情况下,分离的处理更符合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而使公众福利最大化的要求。

提供者(安排者)和生产者合一或分离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某种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政府提供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完全依靠政府雇员和设施来生产这种产品与服务。只要提供者和生产者合一时,总成本大于将提供者与生产者分离时的总成本(含外部交易成本),即决定了把提供者和生产者功能分开是值得的,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增进公共总福利。

市场经济环境下,强调对提供者与生产者是合一还是分离作出合理选择,其意义是十分明显和十分重要的。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征税来获得资源(收入),通过付费(支出)来购买公司的服务来保持市区人行道的清洁,这样做的结果通常要比政府自己维持一个专门的“清洁队”的效果为优。又比如,计算机作为政府部门的办公设备属于公共产品,但政府通常没有必要为此专门成立计算机制造厂,而只需通过对相互竞争的非政府制造厂商的招标采购来取得所需的品种即可,这样做将显著节省总成本。总之,适当区分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和生产者,是公共财政贯彻公众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必然要求。只要有条件分离而分离后成本效益状况得到优化的,都应当选择分离模式。当然,一些公共产品与服务虽政府不再从事直接生产,但决不意味着改变了其提供者的身份与支付成本的责任。

二、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制度安排

根据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与提供者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公共品提供的制度安排分为四大类型,如表一。

表一:   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制度安排


提供者(安排者)

政府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生产者

政府公共部门

A

B

私人部门

C

D

(一)生产者是政府公共部门,提供者也是政府公共部门(图表一中A区域)

这种情况下,政府同时扮演了提供者(安排者)和生产者的角色。这时政府公共部门的政府服务,包括政府所拥有的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如国有的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污水处理厂等的服务。

这种情况中也包括通过政府间协议的方式来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即一个政府可以签订协议付费给其他的政府以提供涉及本辖区居民的公共服务。这一形式在美国较为普遍。萨瓦斯在1992年对美国1504个市和县进行的研究表明,政府协议在美国被应用到了64种常见的地方服务中。例如:公共卫生、公交运输、医院的经营与管理、图书馆、污水收集和处理、固体废物处理等。在政府协议中,其中一个政府是服务的安排者,另一个政府则是服务的生产者。美国的县政府常常与市镇政府签订合同,付费给后者以由其维护穿越市镇的县级公路。州政府也常常和市镇或县政府签订合同,付费给后者以提供某些社会服务。

在我国,一般看不到政府间协议的这种形式,常见的是上级部门以布置任务(或行政命令)的形式来让下级部门来完成某种服务。与政府间协议最为接近的制度安排是某些涉及跨区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专项资金。专项资金虽然有一定的执行程序,也有相应的管理制度,但是,同一个管理制度很难适应所有不同地区的不同项目。而政府间协议是针对每一个项目签订的,所以在管理上更具有针对性。另外专项资金较容易被挪用,约束力不够强,而政府间协议形式上具有商业契约性质,约束力和效率较高。

(二)生产者是政府部门,提供者是私人部门(图表一中B区域)

提供者是私人部门而生产者是政府部门的制度安排,只有一种特例形式,即政府出售服务。例如某一个歌星要开演唱会,为了演唱会的安全,私人部门的组织者可能会向政府出钱购买由警察局提供的安全服务。显然这与政府为居民供水、供电或提供公共交通服务时的收费性质是不同的,因为,在向居民提供水、电、交通服务并收费时,政府扮演的是服务安排者的角色。而在政府出售中,非政府组织是服务的安排者。在这里消费者也并不直接向政府部门付费。

(三)生产者是私人部门,安排者是政府公共部门(图表一中的C区域)

   这种情况涉及较标准的政府采购等形式:

1.合同承包

合同承包与政府协议不同,政府协议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协议,而合同承包是政府和非政府企业之间签订的关于产品和服务的合同。此时,政府是安排者,而非政府企业是生产者,安排者付费给生产者。萨瓦斯认为在合同承包中政府最理想的角色应当是: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确认者;精明的购买者;对所购买产品和服务有经验的检查者和评估者;公平税赋的有效征收者;谨慎的支出者(适时适量对承包商进行支付)。

由于美国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因此,合同承包制度非常普遍。政府使用的大多数有形资产如补给、装备和设备,都是通过合同购买的。即使在敏感的军事装备方面通常也是从私营公司那里获得的。在英国,1988年的《地方政府法》要求,6种基本的市政服务必须经过竞争性招标来安排,包括生活垃圾收集、街道清洁、公共建筑清扫、车辆保养维修、地面维护和饮食服务等。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几乎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是由政府提供并生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合同承包逐渐增多,近年已越来越多地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来购买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并不是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可以通过承包的方式来提供,采用合同承包方式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应当符合这样一些条件:第一,通过合同承包方式提供的产品与服务能够清楚地界定出来。也就是说,要提供什么?提供多少?以什么质量提供?这些都应该能作清楚的界定。第二,要存在几个潜在的竞争者。如果只被一家所垄断,承包者便可能一味向政府要高价。第三,政府能够监测承包商的工作绩效。如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不能有效监测到承包商的工作绩效,承包商便很有可能故意降低效率抬高价格,导致总成本上升。第四,承包的条件和具体要求在合同文本中能作出明确规定并能够保证落实。

合同承包与合同租赁的区别在于:合同承包者不能将政府的资产或设施用于自己的其他业务,而只能代表政府从事经营并从政府获得相应的报酬,而租赁者却可以将所租赁来的设备用于自己所有的业务当中,并不受限制。

2.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是指政府将垄断性特权给予某一私营企业,让它在特定的领域里和规定的时间段内提供特定服务,通常是在政府机构的价格管制下进行。在特许经营的制度安排中,政府是安排者,私人组织是生产者。这里,与商业领域的特许经营有所不同,商业领域里的特许经营大多只是指技术与品牌的特许。特许经营与政府颁发的食品、烟酒、医疗等经营许可证也不同,在许可证安排中,政府和许可证获得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简单,主要是资质认定和特别监管。与合同承包不同的是,特许经营制度安排下,是消费者向生产者付费,而合同承包的制度安排是安排者向生产者付费。由此可知,特许经营的制度安排特别适合那些可直接收费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目前,在我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来为城市居民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如自来水、垃圾处理、桥梁和城市间的高速公路等。

3.补助

政府可以通过补助的制度安排来促使私人部门为公众提供准公共产品与服务。其方式有资金补助、免税或税收优惠、低息贷款、贷款担保等。通过对生产者的补助,降低了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有效控制了风险,可以使更多的公众有支付能力在市场上购买那些接受政府补助的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或服务。如果没有政府补助,这些消费者便可能无力购买这些产品或服务。在补助这种制度安排下,生产者是私人企业或非营利机构,政府和消费者共同向生产者付费,在政府方面的具体形式,既可以是政府选择特定的生产者提供补助,也可以是消费者使用政府配发的补贴券选择特定的生产者购买其产品。

(四)生产者和安排者均是私人部门(图表一中的D区域)

   这种情况大致有如下两类特例:

1.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是指通过志愿者的劳动或支付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志愿者扮演了服务的安排者角色(往往也伴随着政府的引导和表彰)。他们可以自己直接提供服务,也可以通过雇用和付费给私人企业来提供服务。如我国的希望小学,就是通过志愿服务的制度提供的。志愿提供是对政府直接提供不足的一种补充。形成一个志愿组织,必须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的条件:对该服务的需求明确且较持久;有足够的人乐于花费时间和金钱去满足这种需要;团体所拥有的技术和资源允许提供这一服务;对参与志愿服务者能够提供精神上的满足和激励。

2.自我服务

在自我服务的制度安排中,“养儿防老”式的保障功能是一个例子。资料显示,即使在美国,每8个就业人员中大约有1个直接照顾老年父母。在日本,60岁以上的老人中有70%的人和年轻的亲属住在一起。在我国,以往大多数的老人都是和自己的子女在一起生活,上敬老院或单独生活的较少。

三、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现状、问题和提供机制的选择

(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提供机制的现状与问题

1.供给主体单一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政府是当然的供给主体,但由于受到财政资金的约束及过去“城乡分治”格局的影响,使得政府对农村提供的公共产品严重不足。近年民营资本有所发展之后,仍缺乏进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渠道,很难形成可操作的PPP(公私部门合作)方案。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的“自上而下”特点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机制通常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即通过行政命令来推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这种决策机制容易导致农村居民对公共产品需求与政府供给间的偏差甚至是结构上的严重失调。

3.基层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呼应

在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当中,基层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呼应主要表现为广义税基(含税收与收费)未能形成清晰、合理的层级配置,也未形成有力、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基层承担着一系列公共职能,却没有稳定的财源支撑。县乡财政受收入的限制,无法完成相应的事权。

4.基层、社区公共资源筹集和使用的不规范

现基层有一事一议的制度形式,是指乡镇政府或村组织可以就开办某项公共事业或举办某项工程经过商议而向本辖区居民筹集摊派费用。在一事一议的制度下,相当于农村基层社区的某些一次性公共事务项目,有了一种公共选择机制。现实生活中,这种机制的规范性往往得不到保证而发生扭曲,基层政府因各种上级任务、布置和各项达标、升级活动等而产生的供给成本可以通过向农民集资、摊派和收费的形式取得。由于政府部门追求的目标与农民的需求并非总是一致的,或农民的不同意愿难以妥协,所以会出现议而不决、决而难行的问题,走形式主义过场的问题,或以筹集资金为目的,向农民提供各项低质量甚至是虚假的(空口许诺的)公共产品的不良现象。这种对公共资源筹集和使用的不规范性,常常又会挫伤农村居民为提供真正急需公共产品而筹资的积极性。

5.总体投资不足和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不足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关系农村居民基本生活的公共产品不足。另一方面是关系农村生产的公共产品不足。历史上的原因是受我国二元经济和“城乡分治”的影响,对城市的公共产品投入较多而对农村的公共产品投入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度上也还没有来得及有效构建私人企业或组织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激励机制。同时,在总体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资金使用的效率不高,表现为较普遍的“撒胡椒面”式的安慰性分散投入的实效较差,以及农村公共设施有建设无维护的问题等等。

6.“过剩”与不足共存

农村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是个不争的事实,可为什么还说存在“过剩”呢?这主要是表现为一些公共产品由上级政府或地方政府决策者根据“考核指标”、“任期政绩”来安排,是一些所谓超标准、大而无当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纪念碑工程”。另外,地方政府往往热衷于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而不愿意下功夫去做一些见效慢、期限长的项目,热衷于投资新建公共项目,而不愿意投资维修存量公共项目;热衷于投资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公共产品,而不愿意投资科技服务、信息系统等“软件”公共产品;重视可收费公共产品的提供,轻视纯公共产品的提供。

7.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

市场经济环境下,即使是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其原则也应是政府公共部门首先负责对那些纯公共产品的提供,而对于准公共产品,应当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让非政府的企业组织来生产或参与生产。如果能够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却仍由政府本身直接提供,这形成政府越位。相反,对于本来应当由政府来提供的纯公共产品,而政府没有提供,这就叫政府缺位。无论是越位或者缺位,都不能使社会资源趋向帕累托最优配置。现实当中,我国政府部门表现出热衷于投资那些可收费的准公共产品,而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纯公共产品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一般来说,对于可收费的准公共产品和服务,可以在政府的监管下通过非政府的主体来生产,政府公共部门没有必要一定自己来生产。也就是说,政府公共部门不应当越位“与民争利”,而应当回到本该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来。

(二)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机制(制度安排)的选择

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内容有许多方面,在这里试以农村公路建设及维护、农村自来水设施、农田水利设施、农村电力供应、农村基础教育、农村通讯、农村医疗卫生等7种较为常见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为例,来讨论它们应有的提供机制和制度安排。

1.农村公路建设及维护

对于农村公路而言,只有少数干道可能成为一种可收费产品,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对每条道路都设立收费站收费。一般的农村公路只能作为纯公共产品来提供。提供纯公共产品的具体制度安排的可选择形式有: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合同承包、志愿服务等方式。见表二。政府服务是当地政府直接负责农村公路的建设与维护,政府间协议主要是中央政府或高端政府通过与地方政府或低端政府签订协议的方式来为农村落实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合同承包是指根据政府安排,选择私人部门的厂商来生产这种公共产品。在农村道路建设和维护中,也会有一些他地的公益捐助和当地的居民自己出资出劳修建的情况,其实这就是志愿服务与自我服务的方式。

农村道路的建设与维护,除了志愿服务外,都应当由政府安排并且出资,政府可以参与建设,也可以通过合同承包的方式让私人部门建设并维护。

表二:农村道路的制度安排


安排者

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生产者

公共部门

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


私人部门

合同承包

志愿服务、自我服务

2.农村自来水设施

农村自来水设施是一种带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公共设施,但是,其所提供的自来水却是一种形式上非常接近私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对于这种近乎私人产品的公共产品,在制度安排上,可以采用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助、志愿服务和自我服务等。见表三。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具体条件,采取不同的制度安排形式。如在西部经济欠发达且又缺乏水资源地区,可以更多地采用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等形式的制度安排来提供自来水。对于经济较发达且水资源较丰富地区,可以采取特许经营、合同承包、补助、志愿服务、自我服务等。对于经济欠发达、但水资源较丰富地区,应当鼓励补助和自我服务的形式。

表三:农村自来水设施的制度安排


安排者

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生产者

公共部门

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


私人部门

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助

志愿服务、自我服务


3.农田水利设施

农田水利设施是一种具有较强垄断性的基础设施,它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会给使用者带来相应的收益,是可收费的公共产品。对于农田水利设施的提供,可以选择的制度安排有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合同承包、特许经营、志愿服务、自我服务等形式。见表四。政府可以重点提供一些大型的水利设施,也可以通过合同承包的形式(包括BOT、TOT等)让私人部门来建设经营管理。对于一些小型的水利设施可以通过市场行为来提供,或通过志愿者服务和自我服务的形式来提供。例如:在农村与灌渠相配套,经常会有人买小型抽水机,供他人使用,对使用者按时间收取使用费,也有人自己买设备只供自己使用。

表四:农田水利设施的制度安排


安排者

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生产者

公共部门

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


私人部门

合同承包、特许经营

志愿服务、自我服务、市场行为


4.农村电力供应

农村电力像自来水一样是一种可收费公共产品,其提供的制度安排方式有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特许经营、合同承包、自我服务等。见表五。由于一般电网电力供应的高度垄断性,决定了它的供应应当以政府安排为主,私人部门安排作为补充。在政府安排下,也可以适当采用市场化的提供方式,运用特许经营、合同承包等形式。电力市场垄断竞争的改革演变要求在制度安排上应以政府安排、私人生产作为未来农村电力的主要提供方式,同时农网的高度自然垄断性特征决定了输变电的政府服务定位。至于不入农网的分散、小型发电设施的提供(如小型燃油或风力发电机组供电)可以采取补助、志愿服务、自我服务形式。

表五:农村电力供应的制度安排


安排者

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生产者

公共部门

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


私人部门

特许经营、合同承包、补助

志愿服务

自我服务


5.农村基础教育

在农村基础教育提供方面,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有,政府服务、政府出售、政府间协议、合同承包、补助、志愿服务、自我服务。见表六。传统的公立学校就是由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务。现在的择校入学方式(一个学生不在本区上学,而到居住地之外的另一个公立学校上学,并由父母向学校支付一定的费用),这种形式就属于政府出售。政府间协议这种安排我国现通常表现为上级对下级专项安排与命令形式的办学。合同承包通常表现为让一些培训机构为农村培训专业技术人才。志愿服务的安排在我国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形式是“希望工程”学校;另一种是一些志愿者到贫困地区支教。补助是指私立学校因接收每个入学学生而接受一定量的政府补助(不排除“补贴券”形式的试验)。自我服务的方式就是让子女在家中接受家庭教育(这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特例)。

表六:农村基础教育的制度安排


安排者

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生产者

公共部门

政府服务、政府出售、专项


私人部门

合同承包、

补助(含补贴券)

志愿服务、自我服务、私立学校


6.农村通讯服务

农村通讯是一种典型的仅具有非竞争性,但不具有非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其提供的制度安排可以采用的方式有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合同承包、志愿服务等。见表七。对于农村通讯服务的提供应当采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方式。城镇区域通讯的市场化调节制度安排之所以在农村不能奏效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村居民不像城镇居民那样集中,加上地理环境的特殊,使得成本很大、无利可图,因此自由市场提供的机制失灵。为了增加农村通讯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必须加强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对一些落后偏僻山区,如果没有政府服务的安排方式,很难解决农村居民的通讯问题。为了提高政府服务的效果,还可酌情增加政府安排私人生产的制度安排方式,如补助、特许经营、合同承包等。

表七:农村通讯的制度安排


安排者

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生产者

公共部门

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


私人部门

合同承包、补助、特许经营

志愿服务(资助)


7.农村医疗和卫生

农村医疗和卫生的制度安排有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合同承包、补助、志愿服务、自我服务等形式。见表八。由政府服务制度安排的公费医疗医院,农村医疗方面一般还没有。合同承包主要是指在政府服务制度支持的公立医疗机构中,通过承包方式为医院提供辅助、配套性的其他相关服务,如医院雇用企业提供餐饮服务等。如果通过补助安排方式为农村提供医疗服务,也可能是较为有效的方式,即政府对私人医院、诊所或非营利医疗机构的补助。在我国城市居民中,已经出现了补贴券方式的医疗服务制度安排,而在农村也可酌情试验这种形式。志愿者服务的方式表现为义诊或各种慈善机构捐款购买的医疗服务。自我服务则是农村医生为自己家庭成员提供医疗服务。

表八:农村医疗和卫生的制度安排


安排者

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生产者

公共部门

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


私人部门

合同承包、补助(含补贴券)

志愿服务、自我服务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长期存在着供给不足的问题,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财政投资不足,另一方面是在供给机制上也存在着问题。在新农村建设开局之后,政府将基础设施的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这就要求选择合理的供给机制以高效、尽快地使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得到满足。如果仅仅依靠增加投资,而缺乏相应的供给机制创新,要想满足农村对公共产品与服务需求,会遇到严重的能力制约与管理水平制约。

因此,我们建议在对农村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时,应当打开思路,根据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特征来合理选择适当的供应机制。基本建议是:

1.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主要安排者是政府而非私人部门,但是政府并非一定是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政府应当从那些没有必要成为生产者角色的领域退出来。

2.应以多种方式积极引导私人部门参与生产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政府要不断探索和发展完善在我国鼓励引导私人部门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激励机制和政策手段。

3.要充分发挥政府间协议供应机制的潜力。政府间协议可以让财权事权在专项上建立有机的联系,从而解决一些公共产品提供上财权事权不呼应的问题。以政府间协议和专项资金相结合的方式来满足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值得积极试验。

4.合同承包、特许经营、政府补助等新制度方案,可以选择一些地方试点,积累经验后再行推广。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主要参考文献:

[1]Oliver E.Williamson,“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no.2(1979):233-261.

[2]Vincent Ostrom, Charles Tiebout, and Robert Warren, “The Organization of Metropolitan Areas: A Theoretical Inqui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 no.4(1961):831-842.

[3][美]萨瓦斯著,《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P70,P84,P86

[4]Peter Young,“Privatization Experience in Britain,”in Privatization for New York:

Competing for a Better future, Report of the New York State Senate Advisory Commission on Privatization, ed.E.S.Savas(Albany, NY:1992),288-304

[5]苏晓艳 范兆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困境及对策选择》,《软科学》2005年第2期

[6]盛荣《村级治理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2006)

[7]官永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现状、形成机理与目标模式选择》《农村观察》2005年第1期

[8] 贾康  孙洁《社会主义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应积极探索新管理模式—PPP》,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2006年第22期




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财经委、全国人大预算委、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政协研究室、中国财政学会

会长、副会长;

财政部部长、副部长、纪检组长、顾问、部长助理。

送:国务院有关部委、科研单位、财政部各司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

单列市财政厅(局)、科研所。

签发人:贾  康




文章分类: 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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